窗外的梧桐叶第五次飘落在慕尼黑街角的邮筒上时，我膝盖的风湿又开始隐隐作痛。卡布奇诺的奶泡在骨瓷杯里慢慢坍塌，手指悬在德文报纸的求职版块上方，那些蜿蜒的字母忽然扭结成柏林地铁报站时的机械女声——三个月前我把用了六年的老花镜忘在了42路电车最后一排座位上，从此世界就蒙上了磨砂玻璃。
街对面面包房飘来黑麦的焦香，裹着波兰口音的老板娘第十三次把“GutenMorgen”说成“古腾蘑菇”。我的皮质钱包夹层里还躺着上海静安区的老年公交卡，蓝色塑料片的边缘已经被体温焐得发黄，每当我用德语数错超市找零时，拇指总会不自觉地摩挲卡面上凸起的盲文。
诊所候诊室的电子屏显示17:23，这个数字让我想起四年前法兰克福机场的到达时刻。当时行李箱滚轮在抛光地砖上拖出的刺耳噪音，如今已能精准对应药剂师递来降压药时的音高。护士姑娘的金发扎成我女儿幼年时的羊角辫样式，她的医用橡胶手套在拆针管包装时发出脆响，像极了老家除夕夜厨房里剥桂圆壳的声音。
市政厅的移民德语课总在周四下午两点，教室暖气片烘着越南同学带来的鱼露饭团。我们这些异乡的暮年候鸟，把破碎的从句叠成纸船放进虚拟式语法的大海，白发间的德语单词沾着各自故土的调味料——土耳其爷爷把定冠词混进烤肉酱的气息，叙利亚老太太的第三格总带着玫瑰水的颤音。
前天在土耳其面包店买芝麻圈，店主六岁的小孙女突然踮脚在玻璃柜台上画爱心。那双沾着糖霜的小手在哈气氤氲的橱窗画出两个相交的圆，就像阿尔卑斯山脚小教堂尖顶切割的月亮，也像我在黑森林手工艺市集换到的那个巴伐利亚族徽挂坠——那个被我悄悄系上褪色的中国结的铸铁圆牌，此刻正贴着胸口的玉佛微微发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