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随着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推进，大量日本人开始以官方组织和民间自发形式向中国东北地区迁移。这一移民运动并非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深深嵌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中。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获得南满铁路及附属权益，随即在关东州租借地建立殖民统治机构。1909年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不仅承担经济职能，更成为推动移民的先行主体，通过铁路沿线土地收买和移民实验村建设，为后续大规模移民探路。
移民政策的核心条件体现在土地分配机制上。日本政府于1932年出台《满洲移民计划大纲》，规定每个农业移民家庭可获得20町步（约20公顷）土地，相当于当时东北本地农民平均土地的15倍。1936年制定的“百万户移民计划”进一步细化：前5年按“甲种移民”（由政府直接招募）优先配置黑土地带，后15年“乙种移民”（民间自发性移民）逐步向内陆延伸。实际执行中，关东军和伪满政权通过“地籍整理”强制征收土地，仅1932-1936年间就有200万公顷耕地被划归移民使用。
经济保障体系构成重要支撑。日本兴业银行与横滨正金银行成立专项贷款机构，向移民家庭提供年利率3%的低息贷款，首期每人可获1800日元安家费（相当于当时日本工人年均收入3倍）。满铁配套建设了农业试验场、种子改良所和农产品收购站，确保移民产出优先进入日本市场。1939年起实施的《开拓团法》更明确规定，移民前三年免除所有农业税，住宅建设费由政府全额补贴。
文化同化政策同步推进。日本在移民聚居区实行“内地延长主义”，强制要求移民子弟进入配备日本教师的“在满教育”学校，课程设置完全参照日本国内标准。神社、寺庙等宗教设施由官方主导建设，1938年在长春修建的建国忠灵庙成为移民精神统治中心。伪满当局1937年颁布《满洲国语普及纲要》，要求所有东北居民学习日语，移民社区内严禁使用汉语交流。
军事化管制塑造特殊社会结构。移民团体被编成“自警团”接受关东军训练，每户标配三八式步枪与30发子弹。1934年组建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招收16-19岁青少年，实施每天8小时的军事化农业培训，结业后直接转为“武装开拓民”。截至1945年，东北地区共形成862个移民村落，其中76个位于中苏边境地带，具备完整防御工事体系。
这种系统性移民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戛然而止，留下约155万移民滞留东北。战后统计显示，累计32万日本移民在殖民政策驱使下永久定居东北，其遗留的土地纠纷、身份认同等问题持续影响着中日两国的历史叙事与社会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