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我站在徐家汇老式弄堂的阳台上，看着楼下早餐摊升腾的白色蒸汽裹挟着葱油饼的香气往上升。巷口穿条纹睡衣的大爷拎着铝制烧水壶慢悠悠晃过，隔壁阿姨晾晒的碎花床单在晨风里翻飞，远处陆家嘴的玻璃幕墙刚刚开始折射第一缕阳光。这个魔幻的瞬间，让我想起柏林夏洛滕堡区公寓楼下准时七点响起的垃圾车轰鸣，以及街角面包房里永远飘着黑麦酸香的空气。
作为德国商会资助的交换生来到上海第五年，我的护照页早已贴满深蓝色的中国居留许可，虹口区某街道办事处的档案柜里存放着比我柏林户籍更详尽的个人信息。当德意志银行的前同事发来询问是否考虑回国发展的邮件时，我才惊觉那些曾经以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习惯——周日超市闭门带来的焦躁、下午五点半准时下班的生物钟、对垃圾分类近乎强迫症的执着——早已被梧桐区24小时便利店的暖黄灯光、深夜大排档的炒锅铿锵，以及弄堂里永远理不清的飞线充电网络悄然覆盖。
移民监理局柜台后那位总爱用带宁波口音普通话和我聊天的办事员，上个月突然改用"侬"开头跟我打招呼。这个细微的称谓转变，像一枚滚烫的钢印，把我漂泊的身份牢牢焊在了黄浦江畔的晨昏线里。此刻摸着口袋里那张即将到期的居住证，突然意识到最令人惶恐的不是续签表格上密密麻麻的条款，而是某天走进街角清真面馆时，老板不再问我"要香菜伐"，而是自然地把那撮翠绿扔进我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