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十六分，便利店自动门开启时"叮咚"的电子音格外清晰。我站在冷藏柜前对着排列整齐的饭团发怔，咸蛋黄与明太子的包装在荧光灯下泛着微光，像某种暗藏玄机的排列组合。这是来名古屋的第三十七天，我仍会在凌晨惊醒，听着中央空调外机嗡鸣声与血管里的时差共振。
巷口的垃圾分类站总让我神经紧绷。当半透明的可燃垃圾袋里露出半截芹菜梗，巡逻的町内会委员长眼镜片后的目光会突然锐利三分。上周我抱着试错的觉悟把空牛奶盒剪开铺平，隔壁佐藤太太隔着防盗链递来手写的分类流程图，纸角还带着厨房的炸物油香。这种温度恰好的距离感像便利店加热便当的包装纸，触手温热却总隔着一层。
语言学校的樱花树下堆积着比花瓣更密集的鞠躬弧度。教授在走廊尽头三十度欠身，后辈在茶水间十五度点头，便利店收银员的机械式颔首像是装了发条。直到某个梅雨清晨，通勤路上西装革履的上班族突然用关西腔抱怨天气，我才惊觉那些标准化的礼仪褶皱里，藏着比京都西阵织更细密的生存纹路。
居酒屋的冰球在威士忌杯里喀啦旋转时，台湾同事正用大阪方言讲冷笑话。当"外人"这个音节第无数次混着啤酒泡沫浮起来，前辈突然推过来一碟盐辛乌贼："当年我父亲从上海带来的搪瓷缸，现在还收在佛龛抽屉里。"墙上的昭和歌谣混着七种语言的碰杯声，在烟熏雾绕中发酵成某种暧昧的归属感。
现在经过公寓楼下的邮便局，柜台阿姨会往信封上多贴半张邮票。她说这样飘洋过海的思念不容易迷路。我摸着口袋里温热的罐装咖啡，突然发现自动贩卖机的电子屏显示着摄氏九度——原来不需要换算成华氏，身体早已记住了这个岛国的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