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的法兰克福机场，冷色调的玻璃幕墙外飘着细雨。我拖着两个塞满冬衣的行李箱，鼻腔里灌进混合着柴油味和湿润青草气息的空气，突然意识到自己再也闻不到故乡亚热带季风裹挟的咸腥。手机里存着打印了七次的电子居留许可，背包侧袋插着皱巴巴的A1德语证书，海关官员用带着莱茵口音的英语问"您来德国做什么"时，我条件反射般吐出练习过无数次的答案："作为信息技术专家。"
最初三个月像被按了快进键的默片。办公室永远准时响起的咖啡机嗡鸣，同事们礼貌却保持距离的"GutenMorgen"，超市冷藏柜里排列整齐的酸菜罐头，构成一幅精密运转却冰冷的齿轮图景。直到某个加班的深夜，波兰裔清洁工玛尔塔递给我一块裹着罂粟籽的月牙面包，她用斯拉夫腔调的德语说："这里的冬天需要甜食和耐心。"她教我区分Mülltrennung（垃圾分类）的四个颜色，告诉我哪家土耳其超市能买到最新鲜的孜然。
语言班的窗户正对着美因河。当我能用结结巴巴的德语向房东解释抽油烟机故障时，发现动词变位错误反而让那个总板着脸的斯图加特老人露出了笑容。幼儿园老师写信表扬我女儿是班上第一个能用三种语言数数的孩子——德语、英语，还有我故乡的闽南话。周末的移民融合课上，叙利亚医生、巴西程序员和乌克兰教师交换着各自的故事，咖啡的香气里漂浮着十几种语言的碎片，像莱比锡火车站电子屏上不断刷新的目的地。
三年后的啤酒节，部门主管举着陶杯祝酒时说："王先生的代码就像慕尼黑地铁时刻表一样可靠。"我笑着咽下仍在适应的黑啤酒苦味，想起故乡茶山里父亲总说"树挪死，人挪活"。此刻女儿正用德语和中文混杂着讲述学校里的马术课，妻子在阳台侍弄从亚超买来的九层塔，暮色中的法兰克福天际线在我们租住的公寓窗前渐次亮起灯火。楼下的菩提树抽了新芽，松鼠跳过篱笆时碰落的雨水，正好滴进我从老家带来的青瓷花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