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时，舷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裹着细雨，像一块浸湿的羊毛毯子。我拖着两个28寸行李箱穿过航站楼，耳边此起彼伏的德语广播声让握登机牌的手心渗出冷汗——这是我第三次练习那句背了三个月的德语问候，却在海关人员对我微笑时，突然像卡壳的磁带般发不出声。
柏林的深秋比想象中更锋利。清晨七点的地铁站台，穿黑色羊毛大衣的人们捧着咖啡沉默地阅读报纸，空气里漂浮着刚出炉的碱水面包香气。我的中国驾照躺在抽屉里成为纪念品，取而代之的是每周三次的德语课笔记，蓝色墨迹在“der,die,das”的语法表格间晕染开来。移民局办公室的走廊永远排着蛇形队伍，土耳其裔工作人员用带着口音的英语安慰我：“等春天来了，一切都会变快。”可他没告诉我，德国的春天需要先熬过五个月阴冷的冬季。
办公室的落地窗映出斯图加特机械厂的钢铁骨架，我的德国同事在午餐时认真纠正我“Daimler”的发音，却在听说我来自成都后，眼睛突然亮起来：“你们是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火锅？”项目截止日前夜，整个部门默契地共享着保温壶里的黑咖啡，当我把修改了七版的方案推送给部门主管时，他摘下金丝眼镜沉吟片刻，用钢笔在页脚画了只竖起大拇指的简笔画小熊。
圣诞市场的热红酒在零下五度的空气里蒸腾出肉桂香，新邻居送来的自制姜饼还带着烤箱余温。社区语言交换会上，叙利亚程序员用德语夹杂英语向我演示如何用橄榄油煎薄饼，波兰护士的丈夫掏出手机展示他种的西红柿——在阳台泡沫箱里奇迹般存活的三株幼苗。当市政厅终于寄来居留许可的那天，楼下的花店老板娘送我一支淡紫色风信子，花瓣上还凝着昨夜的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