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清晨，一艘蒸汽船缓缓驶离横滨港，甲板上挤满了背着布包袱的日本农民。他们大多来自广岛、和歌山等贫瘠山区，布满老茧的手掌攥着加拿大铁路公司印发的招工传单，传单上金发碧眼的洋人站在堆满麦穗的田野间微笑。这种充满希望的画面，将成为三代日本移民集体记忆中最初的幻影与最终的裂痕。
横跨太平洋的迁徙始于1877年，加拿大西海岸的鲑鱼罐头厂首次出现日本劳工的身影。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通过《华人移民法案》限制华工入境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转而将目光投向日本。1887年，永野传藏等首批契约工登陆维多利亚港，他们被塞进密不透风的火车车厢，在落基山脉的悬崖峭壁间铺设枕木。随着横滨—温哥华定期航线开通，1901年加拿大日本移民数量突破五千，形成以渔村、锯木厂为中心的聚居区。第二代移民中涌现出野口英世式的传奇人物——宫城喜代松在温尼伯郊外培育出抗寒小麦品种，使得加拿大草原三省农业产量提升27%。
但繁荣表象下始终涌动着排外暗流。1907年温哥华暴动中，白人至上主义者用燃烧瓶摧毁了鲍威尔街的日侨商铺，破碎的瓷器与写着汉字的招牌在泥泞中浸泡了三天三夜。当日本海军"浅间号"巡洋舰出现在巴拉德湾时，加拿大政府慌忙推出《排日法案》，规定每年日本移民不得超过150人。更具毁灭性的是1928年《莱姆-濑川协定》，该协议将日本移民配额压缩至近乎归零，正在海上漂流的数百名日本新娘被迫原船返回。
珍珠港事件成为日裔社区命运的分水岭。1942年2月25日，加拿大皇家骑警连夜突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日裔家庭，没收了包括留声机、收音机在内的"可疑物品"。三周后，政府援引《战时措施法》将22000名日裔强制迁往内陆拘留营，其中73%是加拿大公民。在斯劳肯的荒原上，妇女们用帐篷帆布缝制冬衣，儿童在铁丝网间追逐蒲公英绒球，男人们被迫修筑横贯加拿大的"黄种人公路"。当战争结束时，政府给出两个残酷选项：要么东迁至落基山脉以东，要么被遣返满目疮痍的日本故土。
从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浪潮中觉醒的第三代移民，开始用法律武器讨回公道。1988年9月22日，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在渥太华签署《日裔赔偿协议》，正式承认战时政策属于"种族歧视的集体犯罪"。如今温哥华鲍威尔街的"日本町"遗址前，当年被砸毁的钟表店原址立着块黑色花岗岩纪念碑，上面用英法日三种语言镌刻着："我们曾是陌生人，如今终成家人"。在阿尔伯塔省雷蒙德市的甜菜田里，鹤田家的第四代子孙操控着自动驾驶收割机，仪表盘上挂着太爷爷从广岛带来的破旧御守，卫星导航系统正将他们引向未知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