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的那一刻，我攥着行李箱的手心沁出薄汗。航站楼指示牌上的日语汉字勉强能辨认，耳边此起彼伏的「お疲れ様です」却让人瞬间清醒——这里不再是语言教材里的平面世界，而是即将展开立体生活的异乡。在早稻田大学的讲堂里写下的第一篇报告，教授用红笔圈出「です・ます体」与普通形混淆的语法错误；租住的老式和室中，房东太太特意准备的榻榻米专用吸尘器，连同玄关处必须朝向室外的拖鞋规矩，都在提醒着每个细节都需要重新学习。
留学签证转换为工作签的那年春天，东京街头的樱花开得汹涌。人事部长在录用面谈时沉吟许久的那句「外国人ですね」，最终被包装成「国际人才优势」的官方说辞。加班后的居酒屋里，同事醉醺醺拍着我的肩说「王さんなら日本人と変わらないね」，这句话在两年后申请永住权时，化作入国管理局窗口后公务员审视的目光——他们用计算器统计年金缴纳月数，将二十代后半的人生压缩成积分表上的数字。
便利店收银台前老妇人突然的九十度鞠躬，医院问诊时护士刻意放缓的敬语，这些瞬间堆叠成透明的玻璃幕墙。当年在语言学校抄写的「郷に入れば郷に従え」的谚语，在女儿用关西腔说出「ママ何で漢字読めるの？」的夜晚，突然变得锋利。永住权卡片在钱包里逐渐磨损的边角，和始终锁在抽屉底的旧护照，构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行政书士事务所在邮件里确认归化申请进度的同时，老家寄来的包裹里躺着母亲手作的腊肠，真空包装在检疫单上显得格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