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春，一列喷着黑烟的火车缓缓停靠在奉天郊外临时搭建的木制站台。车厢门打开时，裹着厚重棉衣的日本农民吉田茂踉跄着踏上结冰的土地，怀中三岁女儿的脸颊被寒风刮得通红。他望着远处地平线上零星散布的茅草屋顶，听见身后同乡喃喃自语："这里真是天皇陛下说的王道乐土吗？"
这种充满困惑的叩问，伴随着三十万日本移民在伪满洲国十四年的生存轨迹，最终化作历史褶皱里难以磨灭的褶皱。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制定的"百万户移民计划"，表面上打着"五族协和"的旗号，实则以关东军刺刀为后盾，在松嫩平原划出一个个"开拓团"的封闭领地。牡丹江畔的"弥荣村"最为典型——六百户日本农家占据上等黑土地，中国原住民被迫迁往三十里外的盐碱地，带不走的祖坟成了新移民菜园里碍眼的土包。
移民们的生活始终笼罩在错位的荒诞中。主妇们按照《满洲开拓妇读本》学习用大豆制作味噌，却发现本地高粱怎么发酵都带着酸涩；孩子们在"满洲国语"课上背诵"日满亲善"，放学时却被中国同伴故意指错回家的路。当1945年8月苏联坦克碾碎"王道乐土"的幻象，这些被军国主义绑架的平民瞬间沦为"弃民"，母亲们抱着幼儿走向自决的悬崖时，怀里还揣着从故乡带来的稻种。
如今，哈尔滨郊外残存的开拓团旧址墙上，"弥荣神社"的匾额裂痕中钻出野草，神社台阶上却摆着不知何人供奉的野花。这种矛盾的共生状态，恰似那段历史在记忆与遗忘之间的永恒徘徊——当黑土地里同时埋着日本移民未及带走的镜匣和中国农民被强征的地契，历史的伤口就永远无法单方面结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