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日本法务省正式实施《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订案，推出两项全新的签证类别——“特定技能1号”和“特定技能2号”，标志着这个长期以非移民国家自居的东亚岛国，在少子老龄化与劳动力短缺的双重压力下，逐步向制度性移民国家转型。这一政策调整不仅打破了日本战后70余年严格限制低端劳务移民的传统，更折射出人口结构剧变对传统社会模式的颠覆性影响。
新设的“特定技能”签证体系将劳动力缺口最严重的14个行业纳入优先范畴，涵盖农业、建筑、护理等基础产业。其中，“特定技能1号”面向具备基础技能的外籍劳工，要求通过行业技能测试与基础日语考核，最长允许居留5年；“特定技能2号”则针对熟练技工，通过更高级别的资质认证后可无限期续签，最终获得申请永住资格的可能。政策实施首年，日本政府设定的引进目标为4.75万人，但截至2019年底实际签发量不足千人，暴露出语言门槛过高、企业配套措施滞后等结构性矛盾。
与新兴的特定技能签证并行，既有移民渠道继续承担着人才引进功能。始于1993年的“技能实习制度”虽因实习生权益纠纷频发饱受诟病，当年仍接纳了约35万外籍劳动者。而2012年创设的“高度人才积分制”持续发力，通过学历、年收入、研究成果等量化指标筛选精英群体，80分以上者可获永住申请加速通道。据日本入国管理局统计，2019年通过该渠道获批的高级人才中，中国籍占比达68.3%，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尖端领域。
日本移民政策的渐进式开放始终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张力。地方政府被迫增设多语言行政服务的同时，民间关于“治安恶化”“文化冲突”的担忧持续发酵。横滨市2019年的抽样调查显示，65岁以上居民中仅有23%支持扩大引进外劳，而20-30岁群体支持率超过51%，代际认知裂痕显著。这种矛盾心态在政策设计中体现为严苛的社会融入要求——特定技能签证申请者除专业技能外，必须接受日本社会规范培训，包括垃圾分类、公共交通礼仪等生活细节。
当前日本外籍劳动者总数已突破170万，占总就业人口2.5%，其中越南、中国、菲律宾籍劳工构成主力。但相较于德国（15%）、美国（17%）等国的移民比例，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度仍显保守。随着2020东京奥运会催生的建设业用工潮消退，特别是新冠疫情冲击下暴露的供应链脆弱性，如何平衡经济理性与社会接纳度，将成为塑造日本移民政策未来的关键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