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文章正文）
清晨五点的上海还未完全苏醒，黄浦江面泛着灰蓝色的雾霭，我站在二十九层公寓的落地窗前，最后一次清点打包箱上的荧光标签。第三十七箱是母亲留下的青花瓷碗，裹了三层气泡膜；第四十二箱装着女儿用旧的识字卡片，边角还沾着草莓果酱的痕迹。搬家公司的清单在茶几上微微颤动，晨风穿过半开的窗户，掀起那张写着"房屋买卖合同已公证"的A4纸，露出底下泛黄的相册——2008年交房时，我们全家在毛坯房里吃火锅庆祝的照片正在朝我微笑。
房产中介三个月前就预言过这种割裂感。"陆家嘴的二手房流动性比徐汇滨江差两成"，他说话时总在转那支万宝龙钢笔，金属笔帽磕碰大理石材质的茶几，"但您这套带学区的，至少能换到大阪心斋桥两套公寓。"彼时我正盯着客厅墙上的水渍，那是去年梅雨季从楼上渗下来的，物业扯皮半年仍未解决。女儿的书包躺在玄关，印着某知名国际幼儿园的LOGO，拉链上挂着她上周发烧到39度仍不敢请假的英文课打卡记录。
决定卖掉祖宅的过程比想象中顺利。当我在区公证处签完最后一页文件，父亲用钢笔划掉他名字的力道穿透了五联复写纸。这位退休的土木工程师在回迁房产权证上摁手印时，忽然说起他年轻时参与建造的南浦大桥："桥塔上的横梁误差要控制在3毫米以内，现在这些新楼盘..."他的叹息混着隔壁窗口办理遗产继承的哭嚎，在贴着"最多跑一次"标语的办事大厅里盘旋上升。
选择日本的原因藏在每个加班的深夜。当我在陆家嘴写字楼48层啃冷掉的三明治，电脑屏幕右下角弹出女儿幼儿园的监控画面——她总在午睡时间睁着眼睛玩手指。东京的客户在视频会议里展示他们办公楼下的儿童托管中心，玻璃墙内的积木城堡亮着暖黄色的光。关西的樱花花期比江南早半个月，这点时差足够让过敏性鼻炎的女儿少请三天病假，我在搜索框输入第七遍"日本花粉症对策"时，购房尾款正好到账。
搬家公司抬走最后一个纸箱的下午，我发现阳台角落的瓷砖裂缝里钻出了野草。这株不知名的植物在混凝土夹缝中长到十五厘米高，羽状叶片沾满浦东经年的汽车尾气。楼下的链家门店正在挂新价目表，每平方米数字后面跟着的零，多得像女儿英语作业本上的复数变形。大阪中介发来的视频里，旧町屋改造的民宿庭院铺着碎石子，竹筒接满雨水后"咯哒"一声叩在青苔石钵上，惊飞了檐角的白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