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清朝统治的日渐衰微，一股向海外寻求生路与希望的暗流悄然涌动。在维新派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遭镇压、科举制度废止等一系列剧变中，许多人将目光投向一衣带水的日本。这个曾以“学生”姿态向中国学习的邻邦，此时已借明治维新跻身列强，成为东亚现代化转型的标杆。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与清末驻日领事报告估算，1895年甲午战争后至1911年清朝覆灭的十六年间，赴日长期居留的中国人累计超过15万，其中既有为救国图存而负笈求学的青年，也有因政治迫害流亡的革命者，更有在通商口岸与日本工业城市间辗转谋生的商贩与劳工。
这一移民潮的起点可追溯至1896年清政府首批官派留学生的派遣，13名青年带着“师夷长技”的使命踏入东京神田的学堂。此后十余年，留日学生规模呈爆发式增长，1905年废除科举后更达到顶峰，仅该年在日注册学生便突破8000人，横滨、长崎等港口城市甚至形成以华人为主的“南京町”。与此同时，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人物以日本为基地策划维新与革命，横滨的《清议报》、东京的《民报》成为思想交锋的前沿阵地。底层移民则在神户的码头、大阪的纺织厂与北海道的矿山中，用汗水书写着另一种生存史诗。
赴日移民的激增，折射出清帝国崩塌前夕的社会裂变。传统士绅阶层的解体迫使知识分子另寻出路，沿海地区通商口岸的开放催生了跨国劳动力市场，而日本政府“清国留学生优待政策”与民间“同文同种”的文化想象，则为这场迁徙蒙上一层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历史洪流中的个体命运往往充满悖论：当留学生在早稻田大学争论立宪与共和时，横滨华工正因《清国人入境条例》的苛刻限制而艰难谋生；当革命党人在黑龙会支持下策划起义时，日本社会对“支那苦力”的歧视却在不断加深。这些复杂交织的生存图景，共同构成了近代中日关系史中一段特殊而鲜活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