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深秋的汉堡港，咸涩的海风裹挟着北海的寒意，吹皱了李福生身上那件褪色的靛蓝棉袍。他站在摇晃的甲板上，望着码头上攒动的金发碧眼，喉头突然泛起一阵酸涩——这酸涩里混杂着船舱底层六十昼夜的腌鱼腥气、同乡阿贵病死在印度洋时的腐臭，还有此刻鼻腔里陌生的煤烟味。三枚被体温焐热的鹰洋在掌心攥得发烫，那是临行前族老偷偷塞给他的，说是到了番邦能换些银马克。
"Chinesen！"尖利的呵斥声刺破浓雾，两个穿制服的德国人挥着警棍驱赶人群。李福生踉跄着退后半步，后背撞上铸铁栏杆的瞬间，怀里的油纸包发出细微的碎裂声——那是半块没吃完的云片糕，糖霜早被海水浸成了褐色的泪痕。他突然想起离开台山那日，母亲把最后几粒芝麻糖塞进他行囊时，枯槁的手指划过竹篾划出的血痕。
码头的蒸汽起重机正吊装着印有克虏伯标志的钢条，金属撞击声震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五个穿短褂的同胞被推搡着挤向检疫站，他们脚上的千层底布鞋踩着德国工人们抛下的烟蒂，在沥青路面上拖出歪斜的湿痕。李福生低头看了看自己磨破的鞋尖，突然发现不知何时，几缕从辫梢散落的头发已结成了细小的冰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