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将晒好的鱼干收进竹匾时，街角天主教堂的铜钟恰好敲响第五下。咸涩的海风裹着烤芭蕉的甜香从窗缝钻进来，混着玄关处妻子新插的缅栀花，恍惚间竟像极了故乡盂兰盆节焚烧线香的气味。这大概是我在马尼拉湾定居的第七个年头，右手无名指关节仍残留着北海道渔场零下二十度的冻疮疤痕，皮肤却早已被赤道的阳光烙成深褐色。
隔壁的玛丽亚大婶又在用塔加拉族语招呼我去尝刚出炉的椰浆饭，她总把我的姓氏「铃木」发成「斯兹基」，就像我始终分不清她五个孙辈的名字。铁锅里炖煮的芋头叶正咕嘟作响，蒸汽在眼镜片上晕开白雾的瞬间，我突然想起离开札幌那夜，母亲执意塞进行李箱的那包干燥樱花——它们至今还沉睡在桃木柜最深处，花瓣边缘蜷曲成记忆的形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