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首尔江南区诊所的玻璃门前，春末的樱花混着消毒水气息钻进鼻腔。我握紧手中泛黄的『甲乙经』抄本，指腹摩挲着父亲留下的铜制毫针筒，听见诊室里传来韩语问诊的细碎声浪。作为第三个在韩国考取韩医师执照的外国人，候诊椅上患者们探究的目光，总让我想起三年前在大阪梅田车站告别的那个雨夜——父亲将浸透几代人手泽的针盒塞进我掌心时，雨滴正顺着汉方药局的蓝染暖帘往下淌。
韩国保健福祉部的认证考试比预想的更严苛。当我在模拟诊疗环节取出0.16mm的日本管针时，考官们集体前倾的身体在长桌上投下交叠的阴影。他们惊异于这种比传统鍼细三分之二的针具，却在我用韩语解释"接触针法"的精妙时频频颔首。深夜背记四百味韩方药材的孤独时光，意外在考试现场化作跨文化的对话契机——监考官指着我的鍼灸模型追问"押手手法"，诊脉枕边渐渐聚起更多白大褂的轮廓。
仁寺洞的韩屋诊所里，常有患者盯着诊床旁的铜人像发怔。那些标注着361穴位的木质躯体，与我在奈良惯用的树脂模型大相径庭。某个秋晨，当第七位阿祖玛因我施针时未用艾绒而犹豫退缩时，我突然读懂了她眼中流动的警惕——就像我初见韩国四象体质学说时，那种面对文化差异的本能戒备。如今我的针筒里常备着两种艾炷，诊室屏风后交替升起的，是关西白艾的清苦与全罗道陈艾的辛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