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湿的纸板气味裹挟着搬运工人的粤语脏话，在三十七层公寓的走廊里横冲直撞。我蹲在玄关处给最后一箱漫画书封箱时，母亲正把供奉多年的黄大仙画像从神龛上取下，裹进从药房讨来的旧报纸里。父亲在阳台对着手机怒吼的尾音被维港的风吹散，他坚持要在登机前处理完最后三单二手房交易。
落地大阪的那夜，祖父在关西机场的吸烟区被罚款三千日元。他捏着罚单反复念叨的"仆街"淹没在日英混杂的广播里，像一粒被海浪冲到异国沙滩的贝壳。我们在堺市的团地公寓里用电磁炉煮公仔面时，楼下便利店自动门的机械女声惊飞了蜷缩在空调外机上的乌鸦，妹妹突然用筷子夹断面条说："原来东京很远啊。"
梅雨季节的榻榻米总带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像极了香港唐楼楼梯间晾不干的校服。母亲把佛龛换成招财猫那天，父亲在不动产中介所摔碎了华为手机——他始终分不清"間取り"和"建ぺい率"的区别。我在语言学校的走廊里撞见过三次佐藤先生和台湾留学生的暧昧，他们用中文吵架时的声调，让我想起旺角茶餐厅里撕扯菠萝包的阿姐。
盂兰盆节那天，全家在生野区超市抢购半价刺身时，母亲把"二割引"看成了风水罗盘。她蹲在冷藏柜前用手机计算汇率的样子，像极了当年在庙街为每斤活虾讲价的姿态。祖父在陌生鬼节的焰火里沉默地吞咽降压药，电视里NHK主播的标准语切开夏夜，阳台外不知谁家的风铃在偷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