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锈迹斑斑的铁皮窗，加勒比海黏稠的海风立刻裹住全身。隔壁杂货店老板安东尼正用克里奥尔语咒骂着断断续续的空调外机，路过的渔民用塑料桶装着刚剖开的金枪鱼，血水顺着石板路的缝隙渗进我打工的民宿门槛——这是我在圣基茨打工的第三个雨季，每天依然要为这些充满腥咸气的细节手足无措。
这座火山岛上的工作节奏像永远慢半拍的钢鼓音乐。我在旅游区民宿当客房清洁员，月薪折合人民币不足五千，却要应对随时可能被飓风掀翻屋顶的突发状况。老板是第三代华裔，祖辈通过投资移民计划扎根于此，他总爱在收工后递给我一瓶海葡萄酿的酸酒，用混杂粤语腔的英语说：“在这里，时间不是金钱，是晒在露台上的咸鱼。”
本地人占据着邮局、海关这些“体面岗位”，外来打工者则像寄居蟹般散落在旅游业缝隙。我见过菲律宾女孩在四十度高温下穿着厚重玩偶服招揽游客，印度裔司机开着没有空调的摆渡车在火山公路上往返六十趟，凌晨三点的后厨里，多米尼加洗碗工会对着手机里女儿的视频无声流泪。我们共享着员工宿舍天台褪色的晾衣绳，各色工服在咸湿空气里摇晃成一片模糊的彩虹。
每当游轮靠岸，整座岛会突然进入某种失真状态。水晶号甲板投下的阴影能覆盖大半个码头，穿真丝长裙的贵妇把防晒霜空瓶扔进我手中的垃圾袋时，指甲上的碎钻会割破薄薄的塑料袋。这些时刻我总会想起签证中心墙上的告示：持工作签者禁止从事任何与投资移民相关的推介——仿佛我们这些靠体力换居留权的人，连呼吸都带着需要被提防的铜锈味。
教堂钟声响起时，安东尼会摘下沾满鱼鳞的围裙，把冰镇好的Carib啤酒分给每个路过的劳工。我们坐在被海水腐蚀的长椅上，看最后一道霞光沉入尼维斯峰的火山口。此刻没有客房需要打扫，没有账单需要支付，只有防波堤上逐浪的少年剪影，在暮色中渐渐融化成这个热带岛屿最温柔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