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冬夜的暖气片发出规律的嗡鸣，我盯着窗玻璃上凝结的霜花，第37次划亮手机屏幕。WhatsApp家族群里正热闹讨论着表妹的婚礼，母亲发来的语音消息夹杂着鞭炮声："你爸特意把八仙桌擦了三遍，说万一闺女开视频……"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任由这句没说完的话在暖气充足的房间里结冰。
三年前提着两个行李箱走出泰格尔机场时，我曾在朋友圈写下"自由的土地在脚下展开"。此刻穿着加绒睡衣蜷缩在合租公寓的14平米房间里，才惊觉所谓"自由"不过是精密运转的社会机器给予外来者的宽容假象。B1语言证书在手，却会在超市收银台因为分不清Pfand（押金瓶）和普通塑料瓶，被身后排队的老太太用语法精准的德语叹息"浪费时间"；办公室茶水间里同事聊天的气泡音总在耳边漂浮，每当鼓起勇气加入话题，那些礼貌的微笑就像博物馆里罩在展品外的玻璃罩，客气地隔开温度。
上周胃痛彻夜难眠，在急诊室填完第八张表格后，护士指着墙上的疼痛等级图表让我指认。从1到10级的表情符号在眼前晃动，我突然想起老家社区医院总爱超量开药的张大夫，他白大褂口袋里永远装着话梅糖，会用带着蒜味的方言说："丫头又乱吃东西了吧？"凌晨三点半坐在柏林Charité医院冰蓝色的塑料椅上，我攥着2颗布洛芬，第一次对着手机摄像头练习"我很好"的微笑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