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触碰到地铁玻璃的瞬间，熟悉的寒意顺着掌纹爬上来。三号线列车呼啸而过时扬起的冷风里，总混着点土耳其烤肉和柏油马路被雨水浸泡的气味。这种矛盾的气息让我想起五年前第一次站在柏林中央车站的情景，父亲攥着三张单程票的手被二月寒风冻得发紫，母亲的头巾裹着大马士革玫瑰香膏的味道，而我的运动鞋底还黏着阿勒颇郊外的红土。
学校的德语课桌比家乡的橄榄木课桌矮三公分。当我把语法练习本上工整的「ichbinAhmad」指给金发的同桌看时，她睫毛上的蓝色亮片在阳光下闪烁：「可你说话时总在动词第二位出错。」走廊里奔跑的孩子们用胶底鞋踩碎了我的母语，那些裹着蜜糖的阿拉伯语元音，如今成了锁在喉间的困兽。母亲总在深夜揉碎核桃仁，说多吃能补脑，可我的舌头依然在阴性名词词性前打结，像卡在旋转门里进退两难的笨拙舞者。
圣诞市场的热红酒蒸汽模糊了商店橱窗时，父亲在阳台上用旧卫星天线寻找阿拉伯语的新闻频道。我们带来的铜质咖啡壶在电磁炉上总煮不出柴火的焦香，楼下德国老太太送来的胡椒蜂蜜饼，尝起来像撒了糖霜的陌生善意。去年宰牲节那天，班主任突然用生硬的喉音对我说「EidMubarak」，教室后排飘来压抑的窃笑，我藏在课桌下的手正捏着母亲塞给我的椰枣，黏腻的糖汁渗进指甲缝里。
体育课换衣服时，柏林墙涂鸦般攀爬在我小腿上的旧伤疤总会引来注视。但上周的足球赛中，当我的右脚背触到那个旋转的皮球，划破阴云的弧线让所有人突然只记得呼喊「Ahmad」这个音节。天空落下第一场春雨时，我在生物课本空白处发现同桌画的对话框：「要不要试试用德语写诗？」她修正过的诗句在笔记本上歪斜生长，像施普雷河畔终于学会弯曲的芦苇。
地铁报站广播用德语、英语、土耳其语轮番流淌，我的帆布包内侧还缝着祖母绣的阿拉伯文平安符。便利店收银台后的波斯裔大叔昨天眨着眼睛问我：「红茶要加多少糖？」暖气管嗡鸣的深夜里，我开始在手机便签里同时记录两种语言的月光——那些被动词变位割裂的黄昏，终将在主句与从句的间隙里，找到栖身的韵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