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清晨的雾气裹着咖啡香钻进鼻腔时，我正站在公寓楼下的垃圾桶前。四个不同颜色的分类箱如同沉默的考官，手中攥着昨夜拆解的快递纸箱，边缘还沾着中国结造型的红色丝带。德语垃圾分类手册第三页的图示在记忆里模糊成团，隔壁阳台突然传来一声字正腔圆的"GutenMorgen"，惊得我手一抖，瓦楞纸板与塑料泡沫在空中划出慌张的抛物线。
语言学校的白炽灯管下，四十个元音在暖气片嗡嗡声中发酵。土耳其同学把"ä"发成深井回响般的喉音，叙利亚医生对着词性表格眉头深锁，我的笔记本上"der/die/das"的墨迹被橡皮擦磨出了毛边。当老师在黑板画出柏林电视塔的简笔画，乌克兰画家列昂尼德突然举起手："在我们那里，这座塔被称作针尖上的社会主义。"全班爆发的笑声像突然煮沸的牛奶，溢出教室门缝，在铺着灰色地毯的走廊流淌。
市政厅的橡木长桌沁着凉意，工作人员递来的文书堆里有张泛黄的《文化适应指南》。第17条用加粗字体提醒：周日超市歇业是神圣传统。此刻我的冰箱里，真空包装的绍兴黄酒挨着巴伐利亚白香肠，橱柜深处还有半包没拆封的干木耳——它们共同构成了某种隐秘的坐标系。楼下的面包店老板娘已经学会在我推门时抢先说出"ZweiBrezelnbitte"，却在我用结结巴巴的德语描述家乡的葱油饼时，眼睛突然亮成圣诞橱窗里的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