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文章正文，无标题）
柏林夏日的沥青气味总让我想起初抵法兰克福那天的雨。飞机舷窗上的水痕将机场灯光折射成液态的琥珀，我数着背包里仅有的三支圆珠笔——在德累斯顿语言学校任教的表姐说过，德国的文具昂贵得近乎荒谬。这些带着土耳其超市标签的廉价笔，后来在户籍登记处被移民官戴着白手套的手指推了回来，他敲了敲表格末尾的空白："此处必须使用DocumentPen。"
那支价值4.9欧元的黑色油性笔，如今仍插在我厨房的陶罐里，与茴香籽和干月桂叶作伴。每当水煮沸的尖啸声穿透墙壁，我总会想起移民局走廊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穿着传统刺绣裙的罗马尼亚女人教我用围巾系成临时口罩，她指甲缝里的红椒粉气息，混合着消毒水味道在中央供暖系统中发酵。我们像被编了号的标本，在塑料椅上用二十种语言拼写"等待"这个单词。
语言融合班的白板残留着上个班级的俄语脏话，土耳其裔教师汉娜用马克笔画出柏林围墙的虚线。"你们都是拆墙者，"她的德语带着科隆啤酒馆的烟熏味，"只不过这次要拆除的是舌根与上颚之间的那堵墙。"当我第一次在超市准确发出"Quark"的小舌音时，收银员老太太突然切换成施瓦本方言说了个双关笑话，冰柜的冷气裹着发酵乳酪的气息涌来，某种坚硬的壳在声带深处碎裂。
地下室的二手书店里，叙利亚诗人阿德南教会我辨认德语中的"家园"（Heimat）与"疼痛"（Schmerz）共享的字母骨架。我们在泛黄的《格林童话》扉页发现前主人用紫色钢笔画的地铁逃票路线图，墨迹在U8线东南角的站名晕染成紫罗兰色的瘀痕。当我的短篇小说集被摆上"移民文学"专架时，管理员将它与土耳其语食谱和波兰语建筑手册堆叠成倾斜的巴别塔，阳光穿过橱窗的铁栅栏，在书脊烫金标题上烙下囚徒编号般的明暗条纹。
圣诞市场的肉桂红酒在陶杯边缘凝结成血痂般的糖壳，捷克裔小提琴手突然奏起我故乡的船歌。雪花落进保加利亚移民的羊皮帽褶皱，融化成多瑙河支流的水系图。此刻我的德语仍带着斯拉夫语系的弹舌习惯，但市政厅广场的鸽子早已学会在俄语"хлеб"和德语"Brot"的呼唤中同时降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