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柏林移民局门前的队伍已蜿蜒至街角。我裹紧起球的羊毛大衣，看着哈气在空气中凝结成白雾，靴底交替敲击地面的节奏与身后叙利亚女人怀表秒针的走动声重叠。这是第三次递交居留材料，表格上油墨打印的“AnastasiaMüller”在荧光灯下泛着冷光，这个被丈夫的姓氏重新组装的名字，此刻陌生得像超市货架上的罐头标签。
签证官第五次要求补交语言证明时，我终于在市政厅的大理石台阶上摔碎了保温杯。热红茶在积雪上洇出褐色地图，弯腰收拾碎片的瞬间，忽然想起慕尼黑公寓里那套描金咖啡具——母亲总说瓷器碎裂的声音会惊动家神。如今我的家神被困在海关集装箱里，连同六箱精装书和童年相册，在汉堡港潮湿的海风中发霉。
德语班的捷克老太太教会我区分第二虚拟式和第三虚拟式，却无法解释超市收银员为何总对我的“GutenTag”报以迟疑。当我在家长会上把“Erziehung（教育）”说成“Erdbeeren（草莓）”时，整个教室爆发的笑声让我想起法兰克福机场的驱逐令——那些印着鹰徽的公文总把语法错误标注成居留威胁。
圣诞集市的热红酒摊位前，穿皮裤的巴伐利亚男人夸我椒盐卷饼买得正宗。他看不见我的围裙口袋里装着抗抑郁药，更不会知道上周的婚姻调解室里，丈夫如何用移民法条款计算我的探亲时限。公证处的同声传译耳机漏电，刺啦作响的电流声中，“共同财产”被翻译成“分裂的油画”，而我们的结婚照确实正被律师用裁纸刀精准分割。
移民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1950年代的意大利女工用缝纫机在皮革上凿出生存的针脚。我摸着口袋里的蓝卡，突然明白所谓文化适应，不过是把母语的根系泡进异质语言的福尔马林。当土耳其杂货店老板第五次多找给我硬币，当乌克兰美甲师在甲片上画出黑红金三色时，某种超越国界的生存默契正在地铁通风口的热流中悄然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