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十分，加勒比海的晨雾还未散尽，隔壁玛利亚嬷嬷的铁皮屋顶已经开始叮咚作响。我推开薄荷绿的百叶窗，看见成群的红嘴鸥掠过圣基茨教堂的尖顶，在咸湿的海风里划出银亮的弧线。嫁到这座火山岛第七十九天，我仍然会在煎炸咸鱼干的油烟气里恍惚——阳台上丈夫亲手编织的棕榈叶帘幕飘动着，把加勒比的阳光剪碎成我故乡的菱花纹。
码头上早渔归来的男人们用克里奥尔语互道早安，尾音拖得绵长黏腻，像沾了番石榴汁的丝线。我学着本地媳妇的模样头顶竹篮去市集，经过凤凰木下纳凉的老人们时，他们布满海盐结晶的手掌会突然伸过来，在我的小臂内侧轻轻一捏。“太苍白了，”他们摇着斑白的头颅，“我们克里斯托弗家的媳妇，皮肤该有肉豆蔻的颜色。”
市场里堆积如山的火红辣椒让我想起北纬三十度的灯笼柿，但这里连空气都浸着朗姆酒的甜烈。卖椰浆饭的露西婶婶总会多塞给我一勺黄豌豆，她说这是给“迷途羔羊”的特别加餐。我至今分不清克里奥尔语里“爱情”和“雨季”的发音差异，就像丈夫始终不懂为何我在暴雨夜会对着屋檐水帘发呆——他不知道那哗哗声多像我母亲搓揉莼菜的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