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加勒比海的风裹着咸腥味掀开窗帘，我蜷缩在铁艺雕花床的角落，数着木质百叶窗漏进来的光斑。楼下传来外婆用克里奥尔语哼唱的圣歌，混合着煎咸鱼的滋滋声，这是我在圣基茨度过的第十七个雨季，可昨夜又梦见上海弄堂里滴水的晾衣竿，竹竿上飘着祖父的藏青色中山装。
阁楼樟木箱里的丝绸旗袍窸窣作响，那是曾祖母1949年登船时唯一带走的嫁妆。母亲总说我们血管里淌着四分之三珠江水和四分之一的加勒比浪花，可当我在学校用克里奥尔语念出李白诗句时，皮肤黝黑的同学总会露出贝壳般白亮的牙齿大笑。祖父留下的檀木算盘摆在供奉妈祖的神龛旁，珠子碰撞声与教堂礼拜钟声在每个周日上午准时交锋。
十八岁生日那天，父亲递给我两本护照，深红封皮烫着烫金汉字，墨绿的那本印着棕榈叶暗纹。他在码头经营的中国超市货架上，王致和腐乳与芒果辣酱共享同一层铁架，货架深处藏着用宣纸包裹的檀香，每次点燃，青烟都会在吊扇旋转中画出太极的弧线。
雨季最长的那个八月，飓风掀翻了圣基茨岛北岸的渔船。我裹着印有牡丹花的蜡染布，帮渔民修补渔网时，指尖突然触到网眼中卡着的青花瓷碎片。四百年前某艘沉船的遗物，带着明代的釉彩，此刻正躺在我的掌心微微发烫。潮水退去时，沙滩上现出半个"囍"字陶片，不知道是哪位先辈压舱的器物在海底沉睡三世纪后，终于被季风推回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