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慕尼黑的初雪覆上窗台时，我正在公寓里熬煮着酥油茶。牛油与砖茶交融的熟悉气息在暖气片嗡鸣声中荡漾开来，恍惚间仿佛又看见阿妈蹲在高原的铁皮炉前，用铜勺缓慢搅动茶汤时，手腕上的珊瑚念珠折射出细碎的光。此刻窗外德意志银行大楼的玻璃幕墙正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而飘散的茶雾里，雪山经幡却在我视网膜深处不断显影。这种时空错位的眩晕感，自十二年前踏上法兰克福机场的摆渡车开始，就时常如季风般周而复始地掠过我的生命。
铝制茶壶在电磁炉上发出轻微的蜂鸣，这是柏林旧货市场淘来的替代品，终究不似家里那只被烟熏出裂纹的陶罐趁手。我把冻得发红的指尖贴在杯壁取暖，德意志的严冬与藏历十月白昼最短时的凛冽如此相似，却又截然不同——这里没有煨桑的柏枝清香穿透冷空气，取而代之的是隔壁面包房飘来的黑麦发酵酸味。当移民局官员在居留卡种族栏敲下"stateless"的钢印时，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成为了某种文化拓扑学意义上的克莱因瓶，柏林墙倒塌后第三年出生的孩子，血液里却流淌着比柏林墙更为古老顽固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