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政厅B1-07室的暖气片第三次发出金属膨胀的咔嗒声时，我终于在第十七份德文表格的末尾签下名字。圆珠笔悬停在空气里留下墨点，像柏林十二月第一片犹豫的雪。邻座中年男士的廉价须后水混着咖啡渍的酸涩涌进鼻腔，让我突然想起两小时前放在地铁站台上的那杯红茶，此刻应该早已凝结成冰晶与枯叶铸就的琥珀。
语言班的磨砂玻璃门外传来管理员鞋跟敲击大理石地板的节奏，这声音总让我产生德语复数变化的错觉。那位穿驼色羊绒衫的银发女士又在用三根手指捻着铅笔改我的作业，红色批注像莱茵河支流般在纸面蜿蜒。她今天涂了莓果色的唇膏，和上周四傍晚超市打折区最后一盒车厘子是同个色号——这发现竟让我有种不合时宜的胜利感，仿佛终于从语音语调的迷宫中抓住了某个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