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冬季的第三个清晨，我裹紧外套快步穿过亚历山大广场时，手机推送的新闻正闪烁着"移民融合成效显著"的标题。地铁口卖烤栗子的土耳其老人像往常那样对我点头致意，便利店收银员接过我的咖啡杯时，德语口音里仍带着疑惑的迟疑："您真的不需要加热牛奶吗？先生。"玻璃门上倒映出我的身影，法兰绒格纹围巾规整地搭在呢大衣领口，与三十年前父亲在刚果河畔裹着蜡染布教我法语语法时相比，这副躯壳早已覆盖上层层文明的外壳。
德国市政厅授予我公民证书那天，公务员用标准的高地德语读出"穆罕默德·恩孔达"这个名字时，唇齿间的生涩让会议室的暖气突然变得灼人。我的孩子们在双语幼儿园学会的第一支歌是《冬天已降临》，而祖父用林加拉语传唱的雨季传说，正随着老家村庄里最后几位长老的离世变成电子相册里褪色的噪点。周六的社区足球赛上，青年局的官员为我们的"多元文化联队"拍摄宣传片，镜头外却有家长轻声提醒孩子："离那个戴脏辫的后卫远点"。
超市货架上，"非洲风味"调料包与咖喱香肠比邻而居，柏林的夜店把刚果伦巴混音成电子节拍。邻居老太太总夸赞我修剪草坪的严谨堪比德国园丁，却在我播放马努·迪班戈的唱片时慌张关上窗户。申请住房时中介闪烁其词的说辞，公司会议上同事们对我发言时不自觉放缓的语速，这些透明的玻璃碎片，总在晴朗的日子里折射出彩虹般模糊的歧视。
但每个跨年夜，当年夜教堂钟声与科特迪瓦移民的非洲鼓在街角相遇时，我握着女儿们的手教会她们：面包结上撒的罂粟籽既能长在波罗的海沿岸，也能在金沙萨的红土地里开出另一种猩红。当莱茵河开始消融的某天清晨，我的学生——留着沟壑头纹的叙利亚男孩——在黑板写下完美的德语诗歌，阳光透过教室窗户把我们轮廓重叠在墙上，某种超越血统的深肤色正在这片土地上缓慢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