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书房抽屉里总躺着一本深蓝色护照，封面上烫金的鹈鹕徽章在岁月磨蚀中泛出铜绿。我小时候常把它当作玩具，指腹划过内页凹凸的钢印，看不懂那些蚯蚓般的英文，却能清晰念出"SaintKittsandNevis"这个绕口的名字。那时我不懂，这个加勒比海的双岛小国，为何会成为全家命运转折的锚点。
九八年金融风暴卷走父亲经营七年的建材厂时，我正抱着新书包在实验小学门口哭闹。香港回归带来的商机让无数内地商人涌向鹏城，却也让竞争激烈得近乎惨烈。某个暴雨夜，我从门缝里看见父亲对着世界地图出神，台灯照亮他鬓角突然冒出的白发，地图右下角用红笔圈住的圣基茨，像一滴凝固的血。
两年后，我们搬进香港九龙塘的公寓时，行李箱里塞着崭新的身份文件。父亲把旧户口本压在箱底，牛皮纸档案袋上还留着蛇口海关的条形码。当时圣基茨投资入籍计划刚向中国开放，三十万美元换来四本印着鹈鹕徽章的护照，附赠全家人在英联邦的自由通行权。母亲为这事三个月没和父亲说话，她始终觉得用大半积蓄换几张"镀金纸"太过荒唐。
如今站在中环的落地窗前，我终于理解父亲当年的孤注一掷。九七年出生的我手持圣基茨护照申请到伦敦政经的全奖，妹妹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解剖课上划开人生新篇章。父亲仍穿着从深圳穿来的灰夹克，每周三坐天星小轮到港岛帮新移民处理税务文件，西装内袋却总别着圣基茨的国鸟胸针——那只展开双翼的褐鹈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