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寒冷的旧金山清晨，当美艳的委托人推开侦探事务所的玻璃门，整座城市的道德坐标系便在她金线刺绣的衣摆下开始崩解。达希尔·哈米特在打字机前点燃第七支骆驼牌香烟时或许并未想到，这部用新闻纸草草打印的侦探小说，会在百年后依然撕扯着文明社会故作体面的遮羞布。
黑色转门随着不安分的金币叮当声转动，每个齿轮都咬合着人性的原始欲望。山姆·斯佩德沾着威士忌的领带在霓虹灯下泛着冷光，这位从战场上捡回半条命的侦探，早已习惯从谎言堆里刨出腐烂的真相。当那个关于马耳他之鹰的荒唐传说浮出水面，整座城市顿时化作巨大的捕兽夹——艺术品掮客举着文明杖在暗巷狂奔，律师将法典折成投掷凶器，淑女手套里藏着带毒的匕首，每个人都成了自己亲手画就的圣像上剥落的金漆。
哈米特用手术刀般的笔锋剖开装饰艺术风格的都市表皮，暴露出流淌着铜臭与荷尔蒙的脏器。号称价值连城的猎鹰雕像，不过是块涂着沥青的铅块，却能让圣徒与恶棍在追逐中殊途同归。这种荒诞而精准的隐喻，比任何哲学论著都更犀利地挑破了资本社会的脓疮。当各路追猎者发现自己膜拜的不过是个赝品时，阴谋与算计突然沦为黑色喜剧的注脚，恰如华尔街崩盘前夕那些碎裂的金箔镜面。
斯佩德最终将情人送进警车的时刻，雨水正冲刷着城市虚假的面妆。侦探把枪管贴在发烫的太阳穴上，不是为了自杀，而是用金属的寒意保持清醒。这个在道德泥沼中始终保持重心的硬汉，既不信奉正义女神的天平，也不沉迷恶之花的妖艳，他用烟酒浸润的嗓音说出全书最震撼的台词："当有人被杀，总得做点什么。"这种朴素到近乎笨拙的职业信条，在普遍失序的乱局中反而迸发出青铜器般坚实的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