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琶洲地铁站D出口的台阶上，我最后一次数了数珠江新城写字楼玻璃幕墙上的反光。十二月的广州空气里漂浮着糖炒栗子的甜香，保洁阿姨挥舞的竹扫把掀起细尘，落在旁边东北水饺摊沸腾的蒸汽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柏林外管局发来的居留许可批准函在锁屏界面跳动，屏幕右上角显示着柏林实时气温：零下七度。
这种温差会让人产生某种宿命式的晕眩。当我把三十公斤重的行李箱推进海关X光机时，突然意识到这具浸润着广式老火汤的身体，即将浸泡在北纬52度的寒冷里。邻居陈姐曾说移民像重新投胎，此刻我才明白话中深意——海关闸机缓缓开启的声音，像极了产房里的第一声啼哭。
施普雷河畔的公寓暖气开得很足，我却总在凌晨四点被生物钟惊醒。窗外的有轨电车准时碾碎薄霜，声响让我想起广州塔脚下最后一班APM线列车。手机里存着昌岗中路肠粉店的会员码，App却固执地弹出附近的Döner餐馆折扣券。原来味蕾比理智更早开始水土不服，当我在超市货架前第八次用谷歌翻译辨认酸菜罐头时，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移民本质上是场漫长的器官移植，需要终生服用名为"适应"的抗排异药。
语言班的日本同学用塑料德语形容柏林地铁是罐头沙丁鱼，这个比喻让我想起珠江轮渡上挤满的电动车。但这里的地铁不会突然响起粤语报站，取而代之的是车厢尾部偶尔飘来的手风琴声。当我学会用"Entschuldigung"礼貌地拒绝街头问卷调查时，也渐渐能在面包店从容地念出"Sonnenblumenkernbrot"这个长达十四个字母的单词。
社区移民局的咖啡机总飘着焦糊味，倒让我想起东山口老别墅里的手冲咖啡馆。不同肤色的人们在此交换着居留文件与生存智慧，越南店主说这里的地下室冬暖夏凉，就像他故乡的防空洞。某个飘雪的午后，希腊房东突然敲开门，手里端着冒热气的菠菜派："尝尝，这和你们中国的韭菜盒子很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