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的慕尼黑中央火车站弥漫着柴油与钢铁的气息。一九六二年的秋雨细密如针，扎在月台顶棚发出沙沙的响动。阿卜杜勒·耶尔马兹紧了紧裹着油布的行李箱，人造革皮鞋在湿漉漉的地砖上打滑的瞬间，掌心里攥着的那页德文合同已被雨水洇出墨痕。这张印着克虏伯钢铁厂纹章的文件，此刻正熨贴着他加速跃动的心脏——十七小时前当他登上东方快车的三等车厢时，绝对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改变这个国家肌理的百万分之一的震颤。
月台另一侧晃动着相似的剪影。褪色的贝雷帽下蜷着西西里渔夫古铜色的脸庞，雅典卫城轮廓的鼻梁上凝结着呼吸的白雾，萨拉热窝旧式长袍的褶边沾满旅途的尘灰。自动扶梯将各种语言的忐忑吞吐到候车大厅，柏林墙修筑的第二年，联邦劳工局的大理石穹顶下，不同肤色的掌心正被同一瓶消毒液淋得发亮。
镁光灯忽然刺痛所有人的瞳孔。镜头记录下这些穿过历史褶皱的迁徙者：科隆大教堂的尖顶穿透卡帕多奇亚烟囱的倒影，莱茵河面漂浮着爱琴海的星光，斯图加特流水线上希腊语的计数与士麦那方言的祷告相互缠绕。来自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面包师，在汉萨同盟的红砖巷弄里揉搓出黑麦与茴香交织的新物种；那不勒斯泥瓦匠的石灰刀，在重建中的柏林划开混凝土与番茄酱共舞的晨昏。
市政厅的档案员惊讶地发现，外国学童的蜡笔画里，圣诞树上缠绕着伊斯兰纹饰的彩灯。当第一缕哈瓦拉汇款穿越铁幕抵达巴尔干半岛的村庄，马克硬币上的橡树叶已然浸透了小亚细亚的月光。那些被登记为"临时外籍雇员"的生命，在德意志的土壤里种下了永不迁徙的深根——二十年后的地铁车厢里，融合了九种方言的德语新声调，将把牛奶瓶碰撞的叮当声谱成欧罗巴的新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