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中后期，在浙东舟山群岛的桃花港附近，一位身着和服的渔民正用生硬的官话与当地船老大商议收购渔获。这位名叫平五郎的日本移民已在宁波府登记户籍十三年，他所在的村落居住着三十余户同乡，日常交流仍保留着尾张方言。这种文化交融的图景在嘉靖、万历年间并非孤例，仅浙江布政司的档案就记载着千余户归化倭人的姓名与居所。当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们为"倭患"争辩不休时，沿海居民早已在实践中形成特殊的共存模式——倭寇劫掠的狼烟尚未消散，合法的日本移民已开始融入闽浙市镇的经济网络。这种现象的复杂性，恰恰折射出大航海时代东亚海域的特殊生态。
这种移民潮的涌现，根植于中日朝贡体系的断裂与重构。永乐朝勘合贸易鼎盛时期，足利幕府使团随行人员常有逃亡滞留者。宁波市舶司的报关文牍显示，宣德三年（1428）至景泰元年（1450）间，累计有127名日本人以"舟楫失修""疾病缠身"为由申请留居。这些早期移民多精于刀剑锻造与漆器制作，逐渐在双屿港形成独特的工匠聚落。正统八年（1443）朝鲜使臣朴瑞生的《海东记》中，就记述过宁波城南"倭匠街"的盛况。
移民群体的身份构成呈现鲜明阶层特征。福建巡抚庞尚鹏隆庆三年（1569）的奏疏里，将合法居留的日本人划分为三类：琉球转贸的商贾、流亡海外的浪人、慕名求法的僧侣。其中宗教移民的文化影响力最为深远，五台山显通寺万历九年（1581）的《挂单簿》记载，当时有14位日本僧人常住修行。他们返日后开创的黄檗宗，直接影响了隐元隆琦的东渡弘法。
地方官府面对移民潮展现出实用主义态度。嘉靖三十六年（1557）胡宗宪督浙期间，首创"具保落户"制度：申请归化的日本人需三名里长担保，习汉俗、改汉名、着汉服者方可获得"附籍"身份。绍兴府保存的户籍黄册里，"陶忠义""林信之"等明显带有文化杂糅特征的姓名频繁出现。这些归化移民多从事中介贸易，万历《泉南杂志》记载，月港有"倭牙"七十余人专事生丝转口贸易。
民间的接纳机制更具包容性。浙东渔民发明"旗语交易"，用26种布旗组合与日商议价；月港商帮则创造了中日葡三语混杂的"码头话"。通婚现象在漳州尤为普遍，龙溪县陈氏宗谱记载其九世祖"娶倭女良子，善染绛色"。这种文化融合在器物层面留下深刻印记：现存东洋文库的万历青花瓷盘中，出现了戴唐巾的日本商人形象；而日本正仓院收藏的明代漆器上，则描绘着闽南渔民与倭商分账的场景。
当这些移民后裔逐渐模糊了族群边界时，统治集团却陷入认知错位。万历四十年（1612），朝廷讨论是否允许归化倭人后代参加科举，引发激烈争论。持反对意见的礼部官员不曾意识到，他们为之焦虑的"化外之民"，其先祖多已在浙闽生活三代以上。这种官方与民间的认知裂痕，恰是前近代东亚海域复杂性的真实写照。今天泉州出土的倭式火葬墓群，以及宁波发现的日汉双语地契，仍在诉说着这段被遮蔽的融合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