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登机口最后一道玻璃门合上时，女儿攥着登机牌的手指松开了。电子屏蓝光映着她泛红的鼻尖，二十三公斤托运限额的行李箱里，那件她执意塞进去的加厚羽绒服，此刻正挤压着从杭州带来的桂花蜜与黄芪。我望着透明隔断外挥舞双臂的父母，突然意识到他们的白发比上个月视频通话时更扎眼了。安检传送带嗡鸣声里，丈夫把背包肩带往上提了提，金属检测门在他驼色的羊毛大衣上投下锯齿状阴影——这件十年前我们蜜月时在伦敦买的衣服，终究还是穿来了更寒冷的国度。
最初六个月像浸在冰碴里的柠檬，尖锐的酸涩里沁着幻觉般的清甜。我在超市冷冻区攥着手机查了十分钟"淡奶油"的英文，身后金发女人轻咳的瞬间，后背涌出的汗几乎洇透保暖内衣。丈夫的工程师执照躺在文件柜最底层，每天早晨他裹着蒙特利尔零下二十度的寒气推门进来，围巾结着冰粒，睫毛沾着霜，手里提着便利店热咖啡——那是他送完外卖归来的固定仪式。女儿在社区大学ESL教室学会的第一句完整句子是"Ineedmoreantidepressants（我需要更多抗抑郁药）"，当她带着这个句式回家时，我们盯着窗外的暴风雪笑出了眼泪。
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的落地窗前，穿着褪色牛仔衣的东北大姐教我辨认超市打折标签的颜色代码。她十年前带来的铁皮饼干盒里，至今装着哈尔滨老厂区的门牌。斜对角总坐着个穿藏袍的年轻人，笔记本电脑贴着"BlackLivesMatter"贴纸，手边却摊着本翻毛边的《仓央嘉措情歌》。某个雪后初霁的午后，我把肉桂卷分给刚结束化疗的广东阿婆，她颤巍巍从轮椅侧袋掏出塑封相片：1989年移民纸泛黄的边缘，切开了西装笔挺的年轻夫妇和身后尚未竣工的CN电视塔。
女儿开始在二手乐器店打工后，客厅渐渐浸满了松香味道。某个深夜我起身喝水，撞见她赤脚站在阳台，小提琴架在锁骨，琴弓拖曳着月光，揉弦震颤的尾音里，突然窜出段《茉莉花》的变调。那瞬间我清晰听见血管里潮汐的声音，想起浦东机场海关窗口后，工作人员将印章按在注销的户口本上时，那声比叹息更轻的"砰"。
上周末社区文化节，我系着豫园买的真丝围巾教孩子们包汤圆。加籍伊朗裔的主妇把藏红花掺进糯米粉，枫糖浆代替了黑洋酥。混血小男孩鼻尖沾着面粉跑来，掌心托着歪歪扭扭的兔子形汤圆，眼睛亮得像是黄浦江游轮掠过的灯火。当丈夫用加拿大鹅牌手套端着滚烫的养生壶走来，壶里枸杞红枣随步伐晃动的节奏，竟和年轻时他自行车筐里保温饭盒的晃动频率微妙重合。
移民局的永居确认函躺在餐桌第三个抽屉，和开封菜收集的优惠券、汽车保险单、中文学校课程表挤在一起。早春的晨光斜切过厨房岛台时，我会对着咖啡杯里晃动的倒影出神——那个在虹桥火车站为抢到春运车票雀跃的姑娘，那个在国际出发厅攥紧登机牌的新移民，此刻隔着十二小时的时差，在同一个女人眼底安静地对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