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舱灯光转暗的瞬间，我瞥见舷窗外最后一抹加勒比的蓝被云层吞没。邻座的英国老先生摘下玳瑁眼镜，从刺绣衬衣口袋里摸出怀表，金属表盖弹开的清脆声响里，时针正不偏不倚指向热带黄昏。圣基茨的糖白色沙滩与棕榈树仍在视网膜上浮动，前方七小时的航程尽头却已涌动着伦敦铅灰色的晨雾。
空乘推来香槟车时，机翼正切开蓬松如棉花糖的积雨云。穿着艳丽花衬衫的退休夫妇与打着盹的商务客在气流颠簸中微妙地摇晃，仿佛这座铁鸟载着两个折叠时空的残片。我的小桌板上放着泡过海盐风的三明治，而前排屏幕里的希思罗机场航站楼正闪着冷凝的钢蓝色光芒。当老先生第三遍擦拭怀表玻璃，我忽然意识到这只古董钟表仍在固执地保持大西洋中部的时区，像某种温柔的抵抗——正如我毛衣口袋里那片捡自香蕉湾的贝壳，仍在暗中散发咸涩的海潮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