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雪又积了半米深。我裹紧羽绒服踩进雪地，靴底发出咯吱咯吱的闷响。这是温尼伯的第三个冬天，鼻腔里灌进的零下三十度的寒气依然带着陌生的刺痛。超市冷冻柜里的速冻饺子在结霜的玻璃后面发亮，恍惚间看见母亲掀开老家灶台上的蒸笼，白茫茫的雾气扑面而来。
邻居Karen隔着篱笆递来一罐枫糖浆时，我正狼狈地清理车道上的冰层。她示范着用铲子斜45度角推雪的动作像个老练的指挥家，卷舌音浓重的英语混着呵出的白气："慢慢来，你会成为真正的北方人。"其实已经习惯了超市收款员微笑着问"需要塑料袋吗"时，总要强迫症般换算成人民币价格，像在异国土壤里反复嫁接母语的根系。
预约家庭医生的电话挂断后，我在备忘录里写下要查的三个医疗术语。诊室里，儿科医生俯身逗弄婴儿车里半岁大的女儿，小指甲盖大的雪花静悄悄落在她毛茸茸的蓝色连体衣上。诊室暖气烘得人发晕，突然惊觉女儿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词会是"Sorry"还是"谢谢"。
图书馆的落地窗外，红松鼠跃过松枝抖落一树积雪。日语角的铃木太太送来手作和果子，伊朗裔的图书管理员帮我矫正卷舌音，乌克兰老兵的轮椅在无障碍坡道留下蜿蜒的轨迹。这样的瞬间，总会被某种轻盈的疼痛击中——仿佛目睹万花筒里纷飞的彩色纸屑，终于找到了安息的棱面。
七月的草原省像被施了魔法。阿西尼博因河蓝得发稠，蒲公英种子乘着上升气流飞向紫色苜蓿田。带着女儿在社区花园摘草莓时，突然看清移民像把半熔的钥匙，既打不开故国锈迹斑斑的门锁，也嵌不进新大陆严丝合缝的锁孔，却在体温的煅烧中慢慢弯曲成桥梁的形状。
暮色中的温尼伯渐渐亮起灯火，市政厅钟楼的轮廓如同母亲梳妆台抽屉里的旧银簪。铲雪声变成某种韵律绵长的乡愁练习曲，我忽然明白寒冷从来不是敌人——那些在睫毛上结晶的冰花，原是这个北境国家最温柔的启蒙：生命的美丽，往往存在于艰难保持形状的过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