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三次点开邮箱时,指尖在触控板上不自觉地颤抖。加勒比海潮湿的风穿过敞开的百叶窗,把桌上泛黄的西班牙语报纸吹得簌簌作响,斜阳给屏幕镀上一层金红色光晕,照得"永久居留申请状态更新"那行英文字母在视网膜上灼烧。女儿玛尔塔赤着脚跑过走廊的声音由远及近,她怀里抱着褪色的皮纳塔玩偶,那是我们三年前逃离加拉加斯时,邻居老太太偷偷塞进行李箱的临别礼物。
"妈妈,爸爸说他闻到雨的味道了。"五岁的鼻尖沁着汗珠,卷曲的睫毛下,瞳仁里摇晃着去年在特立尼达难民营学会的希冀。我弯腰抱起她时,脖颈后尚未愈合的晒伤又开始刺痛,那是两个月前在荒野徒步十二小时穿越委内瑞拉与巴西边境时,烈日留给我们的烙印。丈夫卡洛斯正在后院给那辆老福特换机油,金属碰撞声夹杂着修车电台里断断续续的英语播报,混成某种奇异的安魂曲。
忽然有冰凉的触感顺着脊椎攀上来——七小时时差外的安大略省此时正在飘雪吗?我想起视频面试时那位渥太华移民官呼在镜头上的白雾,她身后窗外的枫树枝桠裹着天鹅绒般的积雪,办公桌角摆着印有土著图腾的马克杯。当我说到丈夫的机械工程执照因为委内瑞拉学历认证问题失效时,她涂着裸色甲油的手指在键盘上停顿了整整七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