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法兰克福中央火车站的那个下午，空气里飘着新鲜面包和黄油的香气。我拖着两只28寸的行李箱，手心里攥着三个月前花三百欧元加急办理的德语A1证书。月台上列车员用方言吼出的报站声在耳膜上划过尖锐的刺痛，我突然意识到，那些在B站收藏的《德语速成三十天》视频，从未教会我如何在真实的生活褶皱里呼吸。
超市冷藏柜前站了十分钟，我终于学会用硬币在自助秤上打印出西葫芦的价格标签——这要感谢后面排队的银发老太太用购物车不轻不重地顶了三次我的腰。公寓楼下的垃圾站比我老家小区的还复杂四个等级，某天凌晨两点，我抱着分错类的玻璃瓶被巡逻的警察用手电筒照出满头冷汗。柏林墙遗址的涂鸦在Instagram滤镜里充满艺术张力，可当房东因为我在阳台上晾衣服被邻居投诉而发来解约通知时，某些瞬间我会对着窗外灰蒙蒙的云层数对面屋顶的红烟囱，数着数着就被自己沉重的呼吸声惊醒。
移民中介发来的手册第五页用加粗字体写着"免费高等教育"，却忘了补充说明文科硕士的讨论课需要啃完四百页哥特体手稿。教授用施瓦本口音布置的文献综述作业，在每个没有雾霾的晴天都会幻化成移民局外籍办公室走廊里的队伍，蜿蜒穿过我那些被时差切成碎片的视频通话。母亲总在微信里问要不要寄老家的腊肠，可她不知道巴符州的亚洲超市里，冷冻柜第三层永远能找到真空包装的"欧式风味哈尔滨红肠"。
圣诞节前夜的市政广场亮起童话般的旋转木马灯，我在中餐馆后厨被滚烫的炒锅灼伤手背时，忽然想起十八岁那年站在外滩海关钟楼下面发过的誓：要把人生过成一部永不回头的公路电影。此刻保鲜盒里冷掉的醋焖牛肉，正在微波炉的嗡鸣中轻轻颤动，像极了海关剪完护照最后一页时，那个年轻官员手套边缘泛起的涟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