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的那个清晨，机舱外零下十五度的空气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划开鼻腔。我下意识裹紧单薄的冲锋衣，身后的妻子轻轻"啊"了一声——她的睫毛在瞬间凝结出细小的冰晶，随着眨眼扑簌簌掉落，在朝阳里折射出彩虹色的光。这是我们与加拿大的初次照面，凛冽与绚烂并存得如此真实。两个拖着四件行李箱的中国人站在航站楼外的雪堆旁，身后是整整十年积累的跨国会议记录、雅思成绩单和公证材料化成的枫叶印花贴纸，安静地躺在文件袋深处发烫。
最初三个月的时光被压缩成便利店收银台前永远差两分凑整的硬币，投进玻璃罐时叮当作响。妻子在超市比对牛奶价格时总会不自觉地换算成人民币，而我站在HomeDepot的螺丝钉货架前，第一次意识到亲手组装家具竟是比微积分更复杂的生存技能。某个暴雪夜，厨房水管突然爆裂，我们轮流用浴巾堵住喷涌的水柱，等待物业维修的七个小时里，天花板渗出的水珠在地面汇成微型尼亚加拉瀑布，却在应急手电筒的光束中意外映照出彼此大笑的倒影。
教会我们垃圾分类的意大利裔邻居玛格丽塔，每周四会把自家种的迷迭香挂在门把手上；语言班的叙利亚同学在宰牲节送来羊肉时，坚持要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解释"这是halal的"；社区中心志愿者看着我们填表时颤抖的手指，默默掏出彩虹贴纸贴在资料册封面——后来才知道那是支持新移民的暗号。当妻子第一次在市政厅用英语完成五分钟即兴演讲，掌声响起时我数到至少六种不同音色的口音。
昨夜给老家视频通话时，父亲问起零下三十度如何出门，镜头里妻子举起刚领到的枫叶卡，笑得像我们婚礼那天般明艳："我们现在知道怎样在冰雪里种出春天了。"窗外，今年的第一场暴风雪正在降临，但壁炉上的电子钟显示距离社区移民互助会的晨跑活动还有八小时——那件印着"WelcomeHome"的荧光绿马甲，此刻正搭在暖气片上等待烘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