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的巴斯特尔港还未完全苏醒，咸涩的海风裹挟着昨夜狂欢残留的朗姆酒香，漫过我手中那杯加了三勺糖的浓咖啡。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护照深蓝色封皮烫金的猎鹰徽章，远处货轮拉响的汽笛声里，突然混进了唐人街茶楼后厨擀面杖敲打案板的节奏——这便是我在圣基茨与广州之间反复折叠的第八年。
移民顾问递来投资入籍文件那天，珠江新城写字楼落地窗外正悬着灰蒙蒙的月亮。父亲把钢笔三次搁在签名处又三次抬起，笔尖在A4纸上洇出硬币大小的墨渍。“拿岛国护照不过是为孩子教育兜底”，他说这话时，台风刚擦过阳台上蔫头耷脑的簕杜鹃。谁也没料到这步闲棋会在我三十岁这年发酵成命运的转折点，当加勒比的季风把当年那份精打细算的“PlanB”吹成主旋律，我开始在甘蔗种植园遗迹与粤商会的端午龙舟赛之间，拼凑自我认知的破碎图谱。
圣基茨的雨季总让我想起岭南的梅雨时节。区别在于热带暴雨砸在铁皮屋顶的力度更为暴烈，像要浇透祖父那辈闯南洋时沉积在基因里的漂泊感。当地海关官员对我镶着金边的身份证件微笑时，瞳孔里映出的究竟是圣基茨第十万零一位公民，还是那个依然用粤语记密码的东方异乡人？这种悬置感在种植园博物馆达到顶峰——解说员指着锈迹斑斑的轧蔗机讲述黑奴贸易史，而我衣袋里的手机正震动着母亲发来的语音，叮嘱我别忘了代她给潮州会馆的妈祖像换新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