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东海与太平洋交汇处的琉球群岛，历史上曾以“琉球王国”之名绵延五个世纪的独立文明。自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实施“琉球处分”将其强行并入版图，这片岛屿的命运便与移民问题紧密交织。根据日本2020年国势调查，冲绳县外出生人口占比已达16.8%，较1972年复归时的5.3%增长逾三倍，而县域内日籍居民祖籍追溯显示，1880年首批官方移民仅占总人口0.02%，这个数字在太平洋战争前夕已跃升至12%。若深入分析冲绳本岛那霸市与东京的铁路通勤数据，会发现每日约有2300人跨域流动，其中政策性迁移占比37%，折射出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人口重塑策略。
这种人口结构的剧变肇始于明治时期的垦拓移民计划。1880年大藏省颁布的《冲绳县地所规则》允许本土资本以每反（约992平方米）3钱的价格圈地，相当于当时琉球人年均收入的千分之三。截至1935年，35家财阀控制的2800町步农田中，87%由来自九州、四国的移民经营。这种经济殖民在战后演变为更具隐蔽性的政策工具——1972年《冲绳复归措置法》第112条设立的“冲绳振兴特别移住奖励金”，使1980年代本土迁入人口年均增幅达4.2%，远超全国均值1.1倍。
语言学的田野调查揭示着文化置换的深层痕迹。那霸方言使用者从1950年的92%骤降至2020年的14.7%，而混合日语的新方言“冲绳标准语”使用率达61%。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寺院与神道神社的比例变化：1903年琉球宗教场所占比98%的现状，在2019年已被64%的神社所颠覆，其中89%的神社主持人均为战后移民后代。这种信仰空间的重构，通过文部省《乡土教育纲要》中对“皇民史观”的强化得以系统推进。
军事部署与移民潮形成复合驱动机制。普天间基地周边社区的外来人口占比达41%，其中72%从事服务业，催生出与本土迥异的“基地经济生态”。2016年防卫省实施的《驻留军等关联职员住宅建设促进法》，更将美籍雇员的居住权与日本国民绑定，造成嘉手纳町等地出现“双重移民社区”。这种嵌套式迁移模型，使得约占冲绳总面积15%的军事设施区域，实际影响着42%的县域人口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