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成田机场依旧亮如白昼。我攥着皱巴巴的在留资格认定书，看着海关人员将鲜红的印章重重按在护照页上。玻璃幕墙外，东京湾的夜色裹挟着潮湿的咸腥气扑面而来，免税店里飘来抹茶年轮的甜腻香气与机械感十足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问候声交织缠绕，像某种充满违和感的欢迎仪式。推着行李箱走向JR站台时，裤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母亲发来张照片：老家院子里那棵三十年的桂花树正簌簌落着金蕊，树根处歪歪扭扭摆着我临走前偷偷埋下的时光胶囊。
这种时空错位的眩晕感在后来七百多个日子里反复发作。当我在新宿区役所抱着五十音图结结巴巴填写住民票时，当超市收银员因为两日元差额反复清点硬币时，当樱花季的满开预报精确到小时却无人提醒我过敏药该去哪家药局购买时，那些本以为准备好的语言证书、存款证明、租房契约，突然都成了陈列在无菌玻璃罩里的标本，与真实生活隔着温差的雾气。
最锋利的割裂发生在某个加班的深夜。当中国同事用东北口音吐槽「这破Excel表咋又卡了」，日本课长突然用标准的敬语询问进度，我的舌头在两种语法体系间瞬间打结，脱口而出的竟是句支离破碎的混杂句式。办公室白炽灯管嗡嗡作响，映着电脑屏幕右下角的日期——平成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这个注定被载入年号史的节点，我的时差不仅存在于地理经纬，更在文化基因的褶皱里撕开豁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