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艘木质帆船缓缓驶入长崎港时，甲板上的人望着层叠的山峦和低矮的屋脊，恍惚间以为自己仍在浙东的某个海湾。潮湿的海风裹着咸腥味扑面而来，码头工人用吴语腔调喊出陌生的日语词汇，有人脱下沾了霉斑的苎麻短衫，换上了染着蓝靛的和服——这是三百年前江浙移民踏上九州土地时，最早拓印下的矛盾与共生。
江浙人与九州的故事，始于海禁与开埠的夹缝。明朝倭寇之乱未熄时，浙商的茶叶、丝绸已悄然流向平户藩的仓库；清朝开海禁后，宁波商帮的铜钱与萨摩藩的硫磺在长崎港交织成暗流。九州最西端的福江岛上，至今散落着黄檗宗禅寺，飞檐翘角是地道的江南形制，梵钟声里混着天台山的口音。当长崎的唐人屋敷在18世纪筑起围墙，被幕府圈禁的江南商人用绍兴黄酒渍着平户产的鲷鱼，把《牡丹亭》唱本誊抄成片假名旁注的戏本，窗外的异国月光早已与故土的潮汐共振成同一片银色。
移民的密码藏在琐碎的日常里。熊本城下町的和果子老铺，“玉露轩”第三代店主陈阿婆仍保持着黎明即起的习惯，和祖辈在湖州开茶食铺时一样，用糯米粉揉出宁波汤圆般的馅料；大分县别府温泉街挂着“蘇州湯屋”的木招牌，老板说着混杂无锡话的日语，在硫磺蒸汽里蒸出的鲜肉月饼，让北九州的钢铁工人想起了太湖边的早点摊。上世纪80年代，当长崎华侨墓地迎来第19次修葺时，人们发现花岗岩墓碑上的镇海王氏、余姚张氏等字样，与毗邻的日本墓群共用着同一套佛教地藏菩萨像——移民的归化史终究在神佛面前达成了微妙平衡。
九州方言中的隐秘痕迹泄露着真相。佐贺渔民把乌贼叫作“乌贼”（wukei），与温州话如出一辙；福冈博多织的菱纹图案里藏着宋代越窑青瓷的冰裂纹；当鹿儿岛的老者在盂兰盆节跳起“江南风”祭祀舞时，缠在手腕的彩色丝绳依然保留着杭嘉湖蚕农祈蚕的风俗。这种交融在明治时期达到峰值：1905年长崎海关记录显示，来自上海、宁波的移民带着缝纫机和西医手册在此登陆，他们在谏早市开设的洋装店改良了和服腰带，在岛原半岛推广的种痘术混合着《温病条辨》的药方。
当东海航线被747客机取代后，那些穿梭在福冈软件园的杭州程序员、在宫崎大学研究水产养殖的苏州学者、在熊本乡下开民宿的绍兴夫妻，仍在续写着这场始于宋元时代的双城记。海关通关提示音里，大阪关西腔与上海方言交替播放的刹那，某个拖着拉杆箱的嘉兴女孩忽然听懂了，她太爷爷1943年写在和服衬里上的汉诗：此身如寄处，山海皆故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