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一件件搬进纸箱时,墙角那盆龟背竹还在舒展着深绿的叶片。父亲蹲在玄关最后一次检查水电表,母亲对着厨房抽屉里那包用了一半的花椒发怔——重庆人总是要带着花椒走的。我抱着从小学就开始用的史努比保温杯,突然意识到所有习以为常的事物都将被贴上「家乡」的标签,如同此刻在打包箱外挂满红绳的樟木箱,哐当一声扣上了二十七年的人生。
蒙特利尔的寒潮在移民中介的ppt里是飘着枫糖浆的童话世界,直到十二月零下二十度的北风割过脸颊,我才明白照片里那些覆雪的红屋顶下跳动着怎样强悍的生命力。女儿莉莉的睫毛结了冰珠,却执拗地站在学校操场,跟着金发小女孩堆起歪歪扭扭的雪熊。她还不懂什么是乡愁,只是每晚攥着外婆织的毛线兔子,用法语数到七就开始掺进重庆方言的尾音。
丈夫在车库改装的办公室里调试着从国内带来的电焊机,金属摩擦的火星溅落在加拿大鹅羽绒服的防寒面料上。我们从火锅店股东变成了社区教堂的饺子义工,和乌克兰老太太学用枫糖浆调肉馅时,她布满皱纹的手正捏出与我们老家春卷相似的褶皱。莉莉带回的作业本里夹着同学送的枫叶标本,叶脉里蜿蜒的纹路让我想起朝天门码头潮湿的青石板路。
最艰难的是暴雪封门的漫长冬夜,整栋house都在风啸中咯吱作响。我们会突然集体沉默下来,像被按下了某个隐秘的开关——直到莉莉翻出奶奶教的山城民谣,混合着暖气片的嗡鸣,在落地窗凝结的冰花上折射出彩虹。这时候总能听见隔壁波兰邻居铲雪的动静,隔天门前台阶必定会多出条人工开辟的小径,如同这座移民城市无声的契约:每个迷途者都是他人回家的路标。
当圣劳伦斯河迎来解冻的浮冰,我们在后院种下从唐人街买来的山茶树苗。莉莉的语法作业得了A+,开头写着「我的故乡在重庆,另一个故乡正在生长」。晨雾漫过门廊时,丈夫给国内的老厂房直播新研制的焊接机器人,镜头扫过厨房,母亲正把花椒粒撒进沸腾的poutine芝士酱里,碰撞出奇异的香气。或许移民的真实形态,就是把故土的根须嫁接到枫树的主干,在年轮裂开的缝隙里,开出不属于任何经纬度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