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德国，柏林墙倒塌的余波尚未完全消散，统一后的阵痛仍在继续。冷战的结束像一阵飓风，不仅重构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也在铁幕曾经矗立的地方撕开裂缝，让无数人从东方涌向这个曾是分裂象征的国度。法兰克福中央火车站的大厅里，挤满了携带褪色旅行箱的波斯尼亚人，他们的外套口袋里藏着被战火烧毁的房屋照片；在科隆的土耳其移民社区，第三代理发店老板哈桑在电视机前皱眉看着议会关于修改《外国人法》的激烈辩论，手里修剪客人鬓角的剪刀微微发颤。这是属于双重叙事的年份——联邦政府在新版《融入法案》里加入德语强制条款的同时，土耳其青年在柏林十字山架起露天烤肉架，孜然香气与电子音乐混杂着冲上布满涂鸦的墙壁。
统一带来的经济负担如同阴云笼罩，东德地区17.1%的失业率催生出新纳粹团体焚烧难民营的火焰。慕尼黑移民局公务员布鲁诺的档案柜里，科索沃申请者的文件在八月突然激增三倍，他将咖啡杯重重砸在印着“三年居留许可”的印章旁，玻璃窗外的阿尔巴尼亚男孩正用结结巴巴的德语询问妹妹的就学证明。莱茵河畔的跨国公司会议室里，来自印度的IT工程师们用流畅的英语讨论着ISDN网络协议，他们带来的技术革新让拜耳和西门子的股票在法兰克福交易所悄然爬升。历史在这个年份裂解出多维空间：宪法法院推翻巴伐利亚州驱赶吉普赛人的行政令时，斯图加特的汽车装配线上，罗马尼亚工人的扳手正将第九万颗螺丝钉旋进奔驰轿车的底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