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头）机舱广播里传来机长低沉的德语播报时，我正把额头贴在冰冷的舷窗上。莱茵河像条银色拉链，正缓缓消失在云层之下。母亲攥着我手腕的力度突然加重，在皮肤上留下五道月牙形的红印，那天的香水味混着机场免税店的皮革气息，成为我对故土最后的嗅觉记忆。十二年过去，我依然会在整理地下室时突然被这种混合气味击中——当翻出父亲那件粗呢猎装，或是找到半盒受潮的Haribo软糖。
芝加哥西郊的冬天比黑森林更锋利。这里的风不携带松脂清香，而是裹挟着钢铁厂特有的锈腥味，穿过我们新买的维多利亚式房屋每个孔隙。父亲用榫卯结构的巴伐利亚碗柜填补餐厅空缺，却在感恩节火鸡端上桌时对着纸杯蛋糕皱眉；母亲坚持在车库门上画象征好运的蓝眼睛，某夜却被邻居误认成撒旦标记报了警。我们像群笨拙的戏水者，在两种文化的交汇处溅起尴尬的水花，每个星期天下午准时播放的《Heimatfilm》老电影，在投影幕布上漾出故乡的虚影。
社区的德裔老人聚会时，格鲁伯先生总用烟斗敲击橡木桌：“真正的德国精神在这里！”他口中的精神凝固在1890年的啤酒配方和发黄的族谱文件里。我却在学校橄榄球场闻到相似的狂热，当拉拉队员喊着"defense"跃起时，那种整齐划一的呐喊恍如慕尼黑啤酒节上的巴伐利亚民谣。直到某个雪夜，我发现弟弟用混着俚语的英语说梦话，而母亲在阁楼用留声机循环播放《莉莉玛莲》——我们各自在时空夹缝中打捞着记忆的残片。
此刻烘焙店里，我指导墨西哥裔学徒调整黑森林蛋糕的糖酒比例。少年指着食谱问：“这种严谨精确是德国基因吗？”我笑着把樱桃摆成漩涡状：“不，是迷路者的生存法则。”窗外有穿皮短裤的游客走过，他们帽檐上的羽毛像极了父亲猎帽上的苍鹰尾羽，在五大湖的咸湿空气里微微颤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