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的法兰克福中央车站还浸泡在铅灰色的薄雾里，二十一岁的莉娜·扎因把脸贴在咖啡馆的玻璃窗上，呼出的白气与红茶蒸腾的热气模糊了边界。她的父亲法迪正用带着贝鲁特卷舌音的德语与面包师核对订单，那双曾握过瓦砾堆里考古刷的手，如今熟练地分拣着刚出炉的十字形椒盐面包。储物间铁架上，残缺的腓尼基陶罐碎片躺在保鲜膜里，旁边是写着“周四交付市政厅”的沙瓦玛烤肉箱。
这种时空错位的拼贴每天都在移民区上演。1983年黎巴嫩内战高峰期搭上德国红十字包机的第一代移民，总会指着超市货架上的扎塔尔香料自嘲：“我们带着祖母的食谱逃亡，最终教会柏林人用鹰嘴豆泥蘸椒盐卷饼。”街角废弃的鞋店被改造成什叶派宗教堂，彩绘玻璃映着隔壁啤酒屋的霓虹招牌，周五晌礼的唤拜声与足球赛的欢呼在巷弄间相互穿透。
海关档案里的“劳动力补充”统计数据不会记载，哈桑大叔如何在斯图加特汽车工厂的流水线上，用铜片敲打出缩小版的巴尔贝克神庙模型；也不会收录玛丽亚姆大婶用施瓦本方言改编的乌姆·库勒苏姆民歌，在社区婚礼上让德国婆婆们踩着节拍晃动啤酒杯。当社民党的议员们争论“融合指数”时，十四岁的尤瑟夫正在后院用激光水平仪校准自制星象仪——他刚获得州级天文学竞赛冠军，论文主题是“托勒密与阿拉伯天文学中的黄道倾角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