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法兰克福的那个冬天，柏林墙上最后一片涂鸦刚刚被铲除。母亲在行李箱夹层里塞进的干藏红花，被海关人员用镊子捏起检查时碎落在白色托盘中，如同斑驳的血迹渗进纸张纤维。那包本该泡进波斯新年炖菜里的香料，就这样成了我移民文件上永远擦不掉的橙红色指纹。
二十二年来，德语里的定冠词仍在喉间结成硬块。每当我试图用"Danke"代替"مرسی"，舌尖总会无意识卷向童年院子里的石榴树——那棵被德黑兰八月的阳光晒裂表皮的老树，汁水溅在姑妈手绣桌布上的瞬间，比任何语法规则都更早教会我什么是失去。超市货架上的瓶装玫瑰水标价5.99欧元，而父亲总说真正的戈勒·莫罕玫该在晨露消散前采摘，裹着大布里士晨祷的钟声蒸制成香精。
我在机械工程课的间隙教德国同事区分布佐克与塔纳瓦琴的区别，他们的蓝眼睛映着投影仪冷光，仿佛亚兹德古城的星空坠落在黑森州的暴雨里。混凝土森林中朝西的公寓阳台上，母亲用废弃酸奶罐栽种罗勒，绿植在柏林吹来的风中摇摆，像极了伊斯法罕三十三孔桥下那些欲言又止的弯月。
市政厅归化考试那天，考官指着宪法第一条问我"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作何解。窗外的乌鸦正与鸽子争夺面包屑，我突然听见祖父在加兹温山区放牧时哼的童谣，词句混着羊铃声响彻波斯波利斯的残柱之间。当我用带有喉音颤动的德语回答时，审批表上的墨水泅染成舍拉子葡萄藤的模样。此刻我终于明白，所谓故乡不过是行李箱内侧那道永远合不拢的裂缝，漏出的风沙与月光在异国街道上发酵成第三种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