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的咸涩海风掠过日德兰半岛时，总会带来两种不同的历史回声。在汉堡港集装箱堆场逐渐被波兰语、土耳其语和叙利亚方言填满的同时，哥本哈根市政厅前佩戴头巾的公务员正用流利的丹麦语为市民办理业务。这两个地理上仅隔着一个狭长海峡的邻国，在移民政策的十字路口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德国自2015年难民危机后形成的"欢迎文化"仍在艰难维系，丹麦政府却在本国议会高票通过了颇具争议的《融合法案》，将每年的非西欧移民配额严格控制在三位数。
钢铁与童话的国度里，劳工移民的历史轨迹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短暂交汇。当西德政府启动"客工计划"引进土耳其劳工时，丹麦同样从南斯拉夫和巴基斯坦输入了第一批外籍工人。但历史的分岔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逐渐显现：统一后的德国在新《国籍法》中开创了出生地原则，丹麦却在2001年大选后建立起欧洲最严苛的语言测试和居住年限制度。科隆大教堂与美人鱼铜像之间相隔的，已然不只是六百公里高速公路的距离。
在鲁尔工业区的土耳其移民第三代用纯正的鲁尔口音抱怨就业歧视时，丹麦学校里的索马里裔学生正在课堂上学习《安徒生童话》中暗藏的基督教伦理。德国各级政府每年投入23亿欧元用于移民语言培训，但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具有移民背景的青年失业率仍是本土青年的2.3倍。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哥本哈根大学社会融合研究中心发现，通过丹麦语C1考试的移民子女在公务员考试中的录取率反而超出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这种建立在语言文化同化基础上的社会流动，正不断强化着维京后裔对于"丹麦性"的信仰。
莱茵河与厄勒海峡之间的政策光谱上，新冠大流行成为新的显影剂。德国卫生部门不得不在柏林临时搭建双语疫苗接种站时，丹麦移民局正通过手机定位数据核查申请人住址真实性。当巴伐利亚州长在电视辩论中重申"移民是国家复兴动力"，丹麦社会民主党却将限制非西方移民的主张写进了竞选纲领。耐人寻味的是，在德丹边境的弗伦斯堡-帕德博恩经济走廊，两国超市货架上的波兰牛奶和西班牙蔬果，依然由那些跨境通勤的移民工人在深夜完成补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