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我的手指已经习惯性地摩挲着仪表盘上泛黄的行车日志。后视镜里倒映着科隆大教堂尖顶的虚影，而收音机里传来熟悉的土耳其民谣——这是十年前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旧磁带。当洒水车在选帝侯大街上拖出彩虹般的轨迹时，我总忍不住把暖气旋钮再调高两度，仿佛这样就能驱散指甲缝里洗不掉的柴油味。
方向盘上经年累月的油渍早与掌纹嵌为一体，每个乘客都在后座留下不同的温度。昨天那个裹着巴伐利亚传统披肩的老太太，在车载导航提示转向时突然红了眼眶。她说四十年前嫁来德国那天，丈夫开的老欧宝里飘着同样的科隆香水味——这味道总让我想起安卡拉长途车站外兜售香料的吉普赛妇人。
十字路口的红灯漫长得像等待入籍面试的日子。移民局那位金发办事员的钢笔在文件上逡巡时，我总盯着她胸前的欧盟星徽出神，那抹钴蓝色总让我想起爱琴海渔船上的油漆剥落处。有时在泰格尔机场接送西装革履的商务客，他们的鳄鱼皮公文包咔嗒作响，让我恍惚听见老家作坊里父亲敲打铜器的声响。
后视镜突然闪过一抹明亮的橙，是建筑工人的反光背心在灰蒙蒙的天幕下跃动。他们举着保温杯朝我致意，土耳其语的笑骂裹挟着工地铁锈的气息飘进车窗。这群每周五准时出现在建筑工地的同乡，总让我在计价器跳动的数字间隙，闻到母亲烤馕时飘散的芝麻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