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的羽田机场空荡得能听见行李箱轮子摩擦地面的回响。我攥着在留资格认定书，看海关人员用红色印章在护照上重重一磕，突然意识到这个动作将人生割裂成泾渭分明的两截——前面是北京雾霾天里挤地铁的三十年，后面是连空气湿度都陌生的岛国四季。
初到东京的三个月，我的日语水平仅够在便利店完成"是否需要加热"的问答。711收银员程式化的笑容里藏着某种精密运转的社会规则，当我第三次把500日元硬币误投进10日元投币口时，身后西装革履的队列依旧安静得可怕。这种礼貌的疏离感渗透在每个细节里：阳台上永远垂直地面的晾衣绳、垃圾分类表上精确到毫米的图示、邻居主妇在楼道相遇时永远保持80厘米的鞠躬距离。
真正击碎滤镜的是区役所的户籍窗口。工作人员用敬语堆砌的铜墙铁壁，将我耗时三个月准备的资料温柔地推了回来。原来「在日亲属」的定义不包括堂表亲，银行存款证明的汇率要按递件当天的中间价重算，而健康保险证的粉色印章必须由市议员推荐人亲笔签署。窗外的樱花正在暴力盛开，我抱着一沓作废的公证书，突然听懂了大厅循环播放的钢琴曲——那是《故乡》的变奏旋律。
半年后的梅雨季，当我能在超市抢到最后一盒半价刺身，用电车通勤时间背完《中上级敬语手册》，甚至学会用关西腔和房东太太讨论台风路径时，某个加班的深夜，新宿站南口的流浪汉突然用东北话问我有没有打火机。他身后便利店的白炽灯光刺破雨幕，24小时营业的招牌下，我们的倒影在积水里摇晃着，既不像日本人，也不太像中国人。
